浙江工业大市做加减法 解码新旧动能转换 (浙江工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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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特斯拉第二工厂！重庆、西安、成都、青岛应声参战，最终会花落谁家？

特斯拉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头羊它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而随着特斯拉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占有度不断提升，为了能够满足市场所需修建第二工厂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那么在重庆、西安、武汉、青岛、成都五座城市中，到底花落谁家？

西安和青岛落户可能性分析

西安市力争在2025年实现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50万辆，着重要求做好全市的新能源汽车的后勤工作，着重加大充电站充电桩的基础设施建设。 很显然这样的目标就是在向特斯拉抛橄榄枝，此外青岛市也是有力的竞争者目前奇瑞汽车青岛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因此在有了奇瑞汽车的成功经验以后，特斯拉落户该城市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特斯拉选址武汉的可能性分析

武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是属于江汉平原长江中游地带，也是属于全国的中心，因此就以地利环境而言是得天独厚。 若是特斯拉第二工厂选择在武汉，那么其销售市场可以辐射周边10多个省份，也可以利用长江水道进行运输降低物流成本。

选择成都和重庆的可能性

目前在成都龙泉驿区的汽车产业规模高大4000多亿，有着极其发达的产业集群。 并且该座城市也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产业链还相对比较薄弱。 早在1997年之前，整个四川省的工业中心都在重庆，并且在整个西部地区重庆市的汽车工业也非常发达。 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相比于上海和合肥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吉利汽车在两江新区布局新能源生产基地，但是其年产量也不到2.5万辆。 因此在西南地区，特斯拉无论是选择成都还是重庆，对于这两座城市而言，重要的还是在于要形成要素的高度流通，这样才能够有效促进成于城市群的发展。

总结

因此成于两座城市以合作为主，要避免被武汉青岛等城市抢先机。 要知道特斯拉工厂不仅仅只是带来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实现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引擎聚集，当然对于其他城市而言也同样重要。

中国哪些省份经济发达

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

一、广东的经济发达

广东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这些地区不仅拥有先进的制造业，还具备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高科技产业，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成为全国的经济龙头。 此外，广东还是外贸出口的重要省份，对外经贸活跃。

二、江苏的经济实力

江苏也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大省。 南京作为省会城市，以及苏州、无锡等地都是重要的经济中心。 江苏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特别是在电子、机械等领域有着明显的优势。 同时，江苏的农业和旅游业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

三、浙江的经济活力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杭州作为省会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高科技产业和电子商务尤为突出。 浙江的中小企业众多，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很高的竞争力。 另外，浙江的旅游业也发展得很好，为当地经济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四、山东的经济地位

山东是中国的工业大省，青岛和济南等地是重要的经济中心。 山东的工业基础雄厚，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有着明显的优势。 同时，山东的农业和服务业也发展得很好。 近年来，山东还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五、河南的经济崛起

河南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也是经济发展的重点省份之一。 郑州作为省会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中原经济区建设正在加快推进。 河南的制造业、农业和旅游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广阔。

这些省份之所以经济发达，不仅得益于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等优势条件，还得益于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国城镇化下半场：速度逐步放缓，公共治理面临挑战

“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高达70%,城镇化增速将进一步趋缓，东部地区将快速提升，中部地区也将逐步赶上，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第二的地位将会被中部地区取代。 ”11月15日，在第四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上，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如是说。 以上预测是李国平根据1949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曲线进行模拟得出的结论。 同时，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他认为，当城镇化水平达到70%之后，城乡差距将慢慢缩小，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也将在达到70%至80%时收敛，即趋于平衡。 与世界上先行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及其快速扩张阶段——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1995年达到29.04%，2018年为59.28%，增速最快的90年代初，年增速波动高达9.46%。 目前，8亿多中国人在城市生活，中国完成了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发展速度快，遗留的问题也多。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昌智在上述论坛的致辞中指出，快速发展所积累的人群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不平衡、城乡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等问题仍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远未结束”。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进一步解释，中国城镇化是一个独特的议题。 西方发达国家是一步一个台阶串联式发展起来的，先搞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行到后半程开始反哺农村，之后加入信息化等。 这些国家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就干一件事。 而“中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1949年之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前进，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复杂度高于一般国家。 决策层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十九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工作开始进入追求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 特别是今年以来 ，纵深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政策频出：户籍改革持续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政策放宽，中小城市落户基本实现零门槛。 同时，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的轮廓更加清晰，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促进市场要素自由流通的都市圈建设步伐加快。 特别是，8月底，国务院批准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设市，特大镇设市取得突破。 可以发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一步步拆除制约城市内部、城市间、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藩篱。 如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在上述论坛上所说：“说到底，城镇化就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尹稚认为，中国城镇化虽然已进入下半场，速度放缓，但是基数依然很大，“还有两三亿的人口要转变，相当于全美国的城市化人口”，市场前景依然非常巨大。 将有更多的“龙港”诞生龙港设市是中国撤镇建市的第一例。 2016年，陈昌智赴龙港调研发现，龙港镇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很多县级市的水平，2015年，当地人口超过44万，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7亿元，财政收入也高达20.2亿元。 受限于镇在管理权限、管理方式上的局限，当地经济增长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 根据调研结果，陈昌智当时就提出镇改市，并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指出镇改市的必要。 根据陈昌智2016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城市整体数量偏少，中小城市严重不足。 美国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50%期间，城市由392个增长到2722个，日本的城市化率从38%提到70%期间，城市从166个增长到652个，而中国，城镇化率从31.91%提高到54.77%期间，城市却从668个下降为654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占比仅为18%。 “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是离向的——城市化率越来越高，城市应该越来越多，我们反而在减少。 ”陈昌智说。 与此同时，中国超过10万人的镇有235个，超过5万人的有882个（2016年统计的数据），特大镇发展被束缚。 国务院批准龙港撤镇设市，开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先河，陈昌智认为，这预示着今后镇建市会得到一定的发展。 除了人口超过40万这样的特大镇设市之外 ，在各方条件成熟的地方，一个特大镇和两三个镇可以合并，设立县级市。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主战场，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 ”陈昌智在上述论坛上说。 根本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在薛澜看来，撤镇建市涉及到的不仅是优化区域设置，还有公共治理的问题。 他认为城镇化涉及三个核心词，即理念、资源、治理。 理念是本质，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全面现代化，不光是物质生活的改善，还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改变。 资源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因素，城镇化的过程是资源开发和优化的过程，包括物质资源、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人口和社会等。 当一个地方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之后，政府要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必须有一个高效的公共治理。 据此，薛澜认为，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 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中国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期，在城镇化治理过程中，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发展来说尤其重要。 薛澜认为，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加速区域不平衡，导致人才资源和财富创造更快地向一线城市聚集，另一种可能是促进区域均衡合理发展，地方人才能够将本地特有资源与全球流行的技术相结合发展。 问题的关键是地方能否聚集创新资源。 不过，薛澜研究发现，中国的知识基础设施分布极其不平衡。 以知识型基础设施最核心的高校为例，中国高校分布东西差异并不大，但是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布差异大，超过50%的高校集中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中国很多二三线人口达到几百万的城市，没有像样的综合性学校，这会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资源的传播。 ”薛澜说，目前，很多中小城市有师范院校和卫生院校，但是综合性的院校基本没有。 他呼吁，国家需要关注没有高等教育机构，或者高等教育比较薄弱的中小城市的高校建设。 实际上，目前，得益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知识青年返乡创业，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的返乡回来的创业创新人员达780万。 尹稚认为，这个数字跟“漂”在外面的好几亿农民工相比，能量并不大，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城市规模越大，创新能力就是越强，达不到一定的人口密度，不可能产生创新的有效行为。 ” 尹稚说，但是，数字经济不仅仅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助推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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